【地评线】飞天网评：让“数字之花”在每个角落娇艳绽放

（二）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多环节的区域性食品安全问题，未及时组织整治，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损失。

绳索的效应取决于高层、上级的政治应责德性，而不是取决于一个应责体系中人民应有的惩戒和制裁权能。相反，下级对本选区人民的应责，更多地还要仰仗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金振娅、陈海波：《三问金箔入酒》，载《光明日报》2015年2月5日第006版。[39]参见黄齐超：《金箔能否入酒，需算好三笔账》，载《中国商报》2015年2月6日第P02版。官僚应责（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是建立在上下级之间科层制关系、法律法规以及监督基础上的，可以是内部的上下级监督，也包括外部的法院监督（对此不同论者有不同看法）。[51]第三，监管者必须习惯在媒体和人民瞩目下履职。然而，规则制定的人民参与模式，貌似让各利益诉求在行政过程中得以展现，让行政监管机关直接向参与的人民应责，摆脱了间接应责的A链条的束缚，而直接诉诸B链条。

食品安全作为专题，纳入人民代表机关询问范围，之所以在2011年开始风起云涌，应当归功于全国人大2010年6月24日首开专题询问的垂范。其覆盖的范围包括《立法法》上具有法源地位的行政立法（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虽然不属于《立法法》所称立法，但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授权可制定的、对外发生普遍效力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最后，专题询问还有待常态化、制度化。

首先，专题询问的刚性不足。第五，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皆需应询。（2）召开专门的专题询问启动会。五、结语：政治应责得其所、就其位 行文至此，一个粗略的食品安全监管政治应责的图景，已经在描述和评价中得以铺开，其也初步完成对我国行政监管政治应责的例示。

如此，方可使行政监管的政治应责得其所、就其位，方可使不同特色的应责相互补益、相得益彰。马昊楠：《网络订餐平台情况调查》，载《首都食品与医药》2015年第17期。

[15] 因此，尽管应责在不同论者笔下有着多样的定义，但其毕竟存在最低共识。否定观点则将行政管理相对人排除在外，认定行政责任只是由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承担。当然，政治应责机制之形成和成熟，需要较长时期的摸索、稳定、变动和发展。在我国的法律话语体系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多定位于惩戒或救济，这一点较为明显，无需赘言。

尤其是，特定活动的批准虽然是应具体被监管者的申请而作出的，但该批准的效力不仅仅及于申请人，而同时及于其他潜在的可能从事该活动的不特定多数行动者。如果公共行政在整体上是向人民应责的，上下级之间的应责，也势必关联到对人民的应责，哪怕是非常间接的。因为相反的事例，也不是没有。当然，公共行政不通过代议机关而直接向人民应责，也是可能存在的，典型的如民选总统，有争议的如公众参与的行政。

[36] 人民参与在立法文本上的大踏步前进，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于是，立法出现了大量含糊不清的词语，出现了许多因预料不足而被事后经验证明存在的漏洞或矛盾，同时，也更多地出现了立法授予政府及其部门广泛的规则制定权。

另外，作为一个关系概念，它还连接着代理人和代理人履行任务所服务的他人或者受到代理人履行任务影响的他人，所以，这种关系很多时候被描述为代理人—主人关系、代理人—受众关系、行动者—公议论坛关系等。[37]参见张卫：《金箔入酒引争议，无益无害影响小》，载《中国食品》2015年第5期。

于钦业等诉高密市规划局工程规划许可案[（2011）高行初字第70号2012）潍行终字第50号]涉及潍坊市、高密市的技术规定，法官在评析时认为在不与上位法或相关技术规范抵触的前提下，在当地范围内应当遵守执行。例如，在宜昌市国际管理认证认可促进会诉宜昌市规划局规划行政许可案中[（2006）宜中行终字第00022号]，二审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指出：为了维护城市形象及市容市貌，《通告》及《报建指南》的制定目的是解决户外广告、招牌、标牌的设置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及市容市貌的问题，并对户外广告的整治、报建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并规定了具体的标准。政治应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是指议会使行政部门在政治上应责。择例言之，有横向应责和垂直应责、政治应责和法律应责的区分，以及较为新颖的社会应责和对角应责。具体展开的思路是：首先对责任、应责和政治应责，给出本文的理解和界定，以形成之后论述以及与读者沟通的概念基础。每年度的数字只是代表报道或论及食品安全专题询问的次数，而非询问本身的次数（有重复报道同一次专题询问的）。

换言之，人民意志具体内容的形成权，已不再完全由人民代表掌控，在许多时候，该权已经转移到传统民主理论图景中作为执行者的政府手中，人民代议机关仅仅是空白支票的签发人。这个问题在我国和域外，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都是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

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强依法履职能力。分析表明，上级对下级的监测松紧影响着下级监管的效率。

但是，参与应该以何种形式进行，参与者如何才能具有广泛的不同利益的代表性，如何参与才是充分表达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行政监管规则制定者应该如何听取不同的意见，制定者是否应该就其听取哪些意见、不听取哪些意见给出理由说明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许多设计人民参与的立法中都是缺乏明确规定的。[6]本文所谓关键领导，并未给予精确定义，主要指向地方政府的正职和副职行政首长，有时也指向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的正职和副职行政首长。

最后达致的结论在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政治应责过程并不是缺位的，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跛脚的，需要予以相应的完善，才能改进最严肃问责体系并使其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分工的细密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社会活动的风险性，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冲突性，都处在一种无法事先预判的扩展和深化之中。不过，未来的缺位并不影响根据既往经验和逻辑，对新食安法建立的监管责任体系的可能实效进行分析和预判，以发现其中法律预设效果实现的关联因素。执政党或者担忧未来选举中被人民选下（在轮流制中），或者担忧执政绩效不佳而失去民心和公信（在一党制中），都会要求公共行政在某种程度上向其应责，从而建立公共行政→执政党→人民的应责链条（以下简称C链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事后问责和绩效考核中，发挥作用或被预设发挥作用的是前述C+D链条。[43]参见张维炜：《专题询问创新人大监督》，载《中国人大》2010年第13期。

一个原先打算批准的食品添加剂，因支持和反对意见各执一词，且难分高下，最终在监管者那里未获通过。在专题询问已有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有人大代表以及民众代表希望其能够更经常、更灵活地进行，并使其形成一套规范、成熟、行之有效的制度。

刘束：《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严在哪里？》，载《中国质量万里行》2015年第6期。由于人民现实的分散存在，需要有汇聚并集中表达其意愿、想法或问题等的机构，其中，最具理论完整意义的也就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又称代议机关）。

[52] 不过，暂时还不能对代议机关的专题询问寄予过多的期待，以为可依赖其让松软的政治应责得以强硬。[44] 第二，覆盖广泛地域和区县以上各个层级。社会应责（social accountability）是指公民或公民社会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使政府应责的过程中，如参与式预算、行政程序、社会审计、公民报告等。责任侧重于分内之事、惩戒或救济的静态确定，应责更侧重于关系的、动态的回应和担责。

行政监管的政治应责是行政机关（特别是其首长）为其管辖范围内的工作绩效，向人民及其代表机关应责，向执政党应责，以及在科层体制内向上级应责。绩效应责（performance）是督促公共行政为其政策结果和效果负责，慎议应责（deliberation）则是强调公共议论、开放和透明的重要性。

[45] 第三，基本都有细致而精心的组织。而且，同样的类型学术语，其所指也并非完全一样。

毕竟，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产生并对它负责，是我国宪制的一项基本原则。三是可能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受到中央和省级政府批评、主流媒体曝光且报道属实的以及未完成上级指派任务的，予以扣分（详见表1）。